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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技大学:十年磨一剑

发表日期:2020年12月18日 发布部门:《中国教育报》

  2010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

  GDP跃居世界第二,举办了世博会、亚运会两项盛会。那一年,中国改革正在爬坡上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今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改革如何突破关键环节,引人关注。

  那一年,教育圈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出台,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令人瞩目。

  那一年,深圳“三十而立”,从边陲农业县崛起为大都市。但当时深圳也正面临着传统发展模式遇上“天花板”、发展空间受限等“成长的烦恼”。

  那一年,也发生了一件“小事”,一所学校出生了,“身份证号”是14325,名字叫“南方科技大学”。

  有人说她生逢其时。如果不是这些“大事”,南科大或许不会以探索者的姿态出现,被赋予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双重使命。之后的十年,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翻滚的巨浪里,她勇立潮头。正式获批仅六年,南科大就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跑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南科大加速度”。

  如果一所大学有形象,在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秉林眼里,南科大自诞生起,就像一位带着冲劲和闯劲的“翩翩少年”,以梦为马、破路向前。“全球遴选校长”“一校一法”“理事会制度”“全员聘用”……南科大敢闯爱创,为中国内地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之路。而南科大改革创新正是为了更好地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在十岁生日贺卡上,南科大人以“新·益求新,创领未来”,敬过往,致未来。

使之有其命

  “你觉得深圳的经济转型成功吗?”十年前,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来到深圳,他问一位政府工作人员。

  这位工作人员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她家所在的车公庙工业区,上世纪90年代全是制衣厂、电子厂,工人们三班倒,每一栋楼晚上都是亮如白昼。旁边皇岗口岸去往香港的大货车,彻夜堵车。突如一夜之间,彻夜的白昼和汽车鸣笛消失了。这里腾笼换鸟,高新企业、跨国企业总部成了这些楼宇的新主人,它们也有了新名字:亿元楼。

  说起经济,深圳人腰板挺直,一说高校,立马蔫了。彼时,深圳只有深圳大学一所本土本科高校。南科大筹备办主任、深圳市教育局原副巡视员梁北汉曾比喻,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像火车高速前进,而深圳高等教育发展像骑自行车拼命追赶,越落越远。

  在深圳,从梅林关驱车到梅观高速,抬头就能看见一个路牌,左边写着“富士康”,右边写着“华为”。

  当时深圳正处于由制造跨向创造的历史十字路口。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比全国大多地区领先一步,更早遇到发展中的新问题。再单靠引入外来人才,已不能满足深圳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需要,要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先机,高水平新型研究型大学这一创新“源头活水”必不可少。2005年10月20日,一份长达15000字的《创办深圳科技大学研究报告》递至市领导案头。一定要办大学,深圳市的决策者很快统一了思想。深圳抽调市教育局的梁北汉、许建领和深圳大学的韩蔚等人成立南科大筹备办,地点就在深圳市民中心几间半地下室,制订筹办计划、修改论证办学方案、启动校园基建、引进人才。

  该建什么样的大学?市场经济是“深圳速度”的重要基石,深圳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筹备办深入调研后发现,深圳产业市场急需高起点创办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不是其他类别的高校。

  “低起点创办的高校在未来转型升级时,会面临诸多历史包袱。更重要的是,深圳高等教育发展需求已在全国超前一步地转为质量为先。我们不但要当好打鸣者,更要率先用行动顺应中国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许建领强调,虽然当时一步到位地创办高水平本科高校看似不可能,但深圳努力撬动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用足用好国家的改革红利,想方设法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怎么建?深圳市决定一步到位,举全市之力创办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虽然深圳寸土寸金,但市里从300多平方公里的原关内宝贵土地资源中,拿出近2平方公里建设南科大。市领导及市政府各直属部门都成了南科大筹备办“义务队员”。深圳市政府系统几乎所有部门都按职责分工,承担了南科大筹办的具体工作。

  2010年12月20日,教育部正式下文,同意筹建南科大,俗称“批筹”,“身份证号”是14325。900多个日日夜夜的筹建工作,终于换来“出生证”。

  “南科大是一个城市的梦想,每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艰辛。”南科大党委书记郭雨蓉说,从筹建伊始,南科大人就都体现出一种顽强的使命感。

  使命,南科大人的解读是“使之有其命”。

教改探新路

  2005年,“钱学森之问”在全社会引爆了持续数年对教育问题的大讨论,也考问了这一代教育人。教改提上国家重要议事日程,多项教改措施相继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我为教改而来”“回答钱学森之问”……面对媒体的镜头,第一任校长朱清时毫不避讳自己与南科大的使命。“自主招生”“一步到位办成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南科大的每一项改革都直指中国高等教育的难题。南科大不但要办一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更要拿出当年深圳“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为中国的高教改革冲出一条路。

  社会给予南科大极大关注。当中科院院士唐叔贤给南科大教改班上第一堂课时,他没想到国际著名期刊《科学》杂志的记者居然坐在了下面,后来还登出了一篇长篇通讯。2010年底,“南方科大”入选当年“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

  “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与此同时,关于南科大改革的“易碎性”讨论不断,关于“南科一梦”的争议不辍。风暴眼中,南科大专心治学育人,努力用成就来释疑止争。三位院士给南科大教改班上课,得益于书院制,教师和学生们同吃同住,大家一起聊人生、谈理想、做学术,学生可以随时与大师“翩翩起舞”。

  因为频繁跳级,东北考生张至只有一张幼儿园的毕业证,进入南科大学习,让他这样有主见、爱思考的学生找到合适的“土壤,温度和水分”,他经常因为一个问题弄不明白,就去找教授讨论到深夜。

  南科大在全校学生中实行“书院制”和“双导师制”改革,学生进校自由选择书院,四年中将有生活和学术两位导师全程“陪伴”。从校长、院士到普通教师,都必须担任导师,教授给本科生授课率为100%。

  南科大很多项重大改革都是“政府与学校商量着走”。地方财政如何支持高校教授科研攻关?当南科大教授有难题上门询问时,深圳市相关部门领导并未以没有相关法规为由打发他们,而是坐在一起商量如何办。深圳市相关部门还将摸索出的好经验提升为规章制度,惠及深圳市内所有高校。这背后是南科大人改革的决心,教育部、广东省、深圳市对改革的尊重。

  既然是试验田,选种子至关重要。南科大十年,“每一颗种子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许建领说,这种“精挑细选”是指从2012年的186名学生,到如今的约7500名在校生,每一名学生都是通过自主招生招进来的。

  2012年4月,南科大提出了“631”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高考成绩占60%,南科大机考和面试占30%,高中学考等占10%。讨论期间,有人提出高考占比是不是降低一些,广东省教育厅时任厅长罗伟其坚持说“6”代表国家高考占主体,这是原则。最后该方案报送教育部,很快获批。

  高考关乎社会公义,每一次微调都考验勇气和智慧。“631”中“6”是对高考制度作为主导的遵从,这是原则;“3”是学校获得的招生自主权;“1”是对“一考定终身”的回应。

  南科大“631”模式推出后,被国内多所高校“复制”。2019年,广东已有11所高校试点“631”招生模式。

  这场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改革探索,并不总是一开始就能直达成功的彼岸。但深圳、南科大的时代使命就是去闯别人还没有闯过的无人区,去探旧地图里还没有的新路。有的改革延续至今,对学校快速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理事会制度;有的改革在实践中不断优化调整,日渐符合中国和南科大的发展所需;甚至有的启动不久,就按下暂停键。

  然而,这就是改革的意义。这里就是因“闯”而生的深圳,因“闯”而兴的南科大。

聚光向法治

  有段时间,南科大突然从举世瞩目的舞台中央,退隐到了聚光灯之外。2020年5月,南科大教师一个月发表了6篇文章在《科学》《自然》主刊。人们突然发现,南科大迅速成长,硕果累累。

  为什么南科大能“长”得这么快,这么好?中科院院士、南科大第二任校长陈十一认为,办大学首先要延揽全世界的英才,教师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要从全球选材。在陈十一带动下,南科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都努力成为“伯乐”,面向全球选配高水平教学科研团队。

  创新需要密度。在南科大,有六栋十多层高的教师公寓整齐排列。南科大教授邓巍巍说:“这六栋公寓可能是世界上教授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在80米乘120米的范围内住着近300位教授,是真正意义上的往来无白丁。”如今,南科大从最早第一批签约的3位教师,迅速壮大到505人的教研系列师资队伍,超过60%的教师拥有在世界排名前100名高校工作或学习经历。深圳现有46位全职院士,南科大就有23位。

  引才更要用才。独立课题组负责人制(PI制)是南科大创新密度、创新产出的重要制度保障。就算是初出茅庐的博士后,只要应聘进入学校教学科研序列,都会有自己独立的实验室、启动经费,可以组建独立课题组,独立申请项目和经费。

  “PI制”激发了南科大人科研攻关的动力和潜力,科研楼晚上11点依旧灯火通明,很多教师还埋头在实验室。冷冻电镜中心等科研大平台24小时开放,始终有人。

  创新不仅需要密度、激情、交叉,更是一个“静待花开”的过程。

  深圳市民曾经票选出“深圳最有影响力的十大观念”,其中一条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在南科大,“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也像硬币的两面。没有宽容,创新就会变成无本之木。

  南科大物理系副教授张立源带领团队首次观测到三维量子霍尔效应,入选2019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张立源性格腼腆,刚来学校时是一个没任何头衔的海归。

  “做研究就像挖矿,挖到矿之前,可能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任何苗头。”由于不擅申请基金和课题,张立源的研究曾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陈十一用校长基金给他特批了经费,他网购二手实验用品,自己动手组装。在他带领团队奋斗的4年里,学校没以数论文的方式,对他进行考核。

  “大学要克服数豆子的问题。”南科大工学院院长徐政和说。

  南科大的教师是幸福的,学术研究上拥有自由宽松的制度和氛围;非升即走的Tenure Track制度,又让南科大的教师“压力山大”。

  在南科大,一切以学生为中心。南科大一直在推动科研实验室面向学生开放,鼓励教师将一流科研资源转为一流育人资源。学生大一就有机会进入人工智能研究院等高水平实验室。

  学生宿舍处于学校中心位置,依山傍水。营造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氛围,鼓励学生“扔纸飞机”,独立思考,是南科大很多教师的共识。

  学分制、导师制、书院制和个性化、精英化、国际化组成的“三制三化”,是南科大人才培养的鲜明特色。南科大党委副书记李凤亮介绍说,办学伊始,学校就逐步实施“通识+专业教育”的本科生培养模式。新生入学不分专业,强化通识教育。学生在大一下学期(最晚在大二下学期)根据兴趣、特长自由选择专业,在“宽口径、厚基础、精专业”之上,注重学科交叉,持续努力探索构建新型协同育人体系。

  为给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探路,南科大将改革创新作为使命和行动,在自主招生、人事改革、科研制度、育人体系、产学研协同创新等方面锐意改革、先行先试。

  改革还在向着更深处进发。南科大甫一成立,时任校领导给市领导写信,里面包含办学自主权、管理制度、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治校纲领,并要求每一条都得“上会通过”,避免“新官不理旧账”。

  2011年6月8日,深圳市政府以第231号令形式,公开发布《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这是国内第一部针对单一大学的法规。媒体将其誉为中国高校第一部学校“基本法”。

  建校初期很多成功的改革探索,那些保存下来的“火种”,都在《暂行办法》中得以延续。一校一法,让政府“放权”,给南科大“确权”,在此基础上依法治校,保障南科大办学自主权。

先行示范校

  大学可以“速成”吗?对部分高教研究专家来说,大学是“百年之功”,岂有“速成”之理?

  南科大偏偏就是一所“速成”大学。在2019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年轻大学排名中,南科大位列中国内地高校第一位;在2020泰晤士亚洲大学排名中,南科大位列中国内地高校第八位。南科大何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朱清时珍藏着一幅南怀瑾抄录秦末隐士黄石公的《素书》书法,里面有一句:“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办好大学其实没有秘密。”在陈十一看来,校长要做的是“抓住时代脉搏,回归教育本质。”得机而动,是南科大前两任校长的重要改革方法论。

  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量子信息技术等新科技引领下,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滚滚而来。技术革命呼唤人才培养,属于科技大学的时代到来了。在模仿的基础上创新,抢占科技发展前沿,香港科技大学、韩国浦项科技大学迅速崛起的珠玉在前。时代也给了深圳和南科大“变道超车”、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同样摆在所有中国大学面前。

  在南科大工学院专业墙上,见不到传统大学工学院里“地质”“土木”等相对传统的强势学科,因为这些并非深圳产业布局的重点。取而代之的,则是“电子”“生物医药”,因为这些是深圳支柱产业、战略新兴产业,产业转型升级的“骨架”。

  大而全的学科设置,在南科大看不到,这里处处透着深圳的“务实”精神。郭雨蓉说,学科配置要抓住学科内在规律,捕捉产业发展未来需求,“在火山岩浆还在涌动时,预测到终有爆发的一天,在那个时候加大布局,才能迅速占领前沿和行业制高点”。南科大鼓励不同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小而全、小而精、促交叉、创体系的学科格局显现。

  如何评判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南科大教授吴景深认为一个重要标志是,“城市产业发展遇到技术问题,会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你”。

  光子产业在5G时代是“咽喉要地”。南科大校企协同成立了光子产业创新联合实验室,旨在以跨越式新技术引领产业发展。像这样的故事,在南科大还有很多。

  南科大发展的“母版”是谁?有人说,她是港科大在内地的翻版,高起点,迅速崛起;有人说,她在精神上与加州理工学院相契,以小规模、高质量、科研型为追求,校徽同样以火炬为标志,引领着高教改革的道路;还有人说,南科大之于深圳,如同斯坦福之于硅谷。

  这些说法看似有道理,但都不准确。南科大的十年,就要回答一个问题。陈十一说:“我们在中国大地之上,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如何快速办出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办中国自己的高水平大学,这是深圳人要争的一口气。

  不可否认,南科大是个博采众长的“模仿者”。学来国际通用的办学模式、管理制度后,南科大也像深圳这头孺子牛一样需要不时“反刍”,才能促进消化,令世界通用标准与中国大地真正对接。

  在南科大,几乎每一项制度都是经过本土化“反刍”后,才焕发出更强的动能。

  南科大一开始实行的是通用的“2+2学制”,但在运行中发现,有些学生需要更早进入专业,因此学校试行“1+3学制”等更个性化的机制,供学生选择。“学生就像在房间里扔进一颗弹球一样,每一次反弹都将制度的每一处角落都探索到,反馈,修正。”在南科大从事多年学生工作的李旭说。

  南科大也是这样一颗“弹球”,再次反弹时,“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南科大,也交上了自己的答卷。

  但当前的南科大还难以被全面定义,因为学校还处于日日更新的猛长期,仍处于爆发期发展的前夜。“当前成绩的高度让我们有理由对这所学校的未来充满信心。”中科院院士、南科大新任校长薛其坤表示,今年是南科大成立十周年,学校将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充分发掘师生、校友、社会贤达的智慧,制定更符合国家战略和深圳特区发展方向的大学发展规划。

  “科技是南科大的名字,更是南科大未来科技报国的重心,学校将与国家‘十四五’规划科技发展所需同向同行。”薛其坤强调说,南科大将面向未来加强基础研究,引导更多教授努力取得从0到1的突破,并借助地方政府的支持、珠三角发达产业链的支撑,到大学之外的产学研广阔天地,推动一些具有从0到1突破意义的科研成果转化应用。

  有人说,南科大是一所无法复制的“异类”。南科大之于中国高等教育,正如深圳之于中国,是探路领航的先行示范者。在深圳和南科大的带动下,地方政府新办创新型大学正成为趋势。很多地区领导深入考察南科大,并把南科大经验作为高起点制定新办高校办学规划的重要基础。

  早晨6点,南科大校园里,一位老人跑过南科大后山的那片荔枝林,他是一位院士,也是众多南科大追梦人中的一员。他上身穿着南科大的文化衫,上面用英文写着:“We Make History!”(我们创造历史!)

  南科大所获部分科研奖励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刘俊国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青年科学奖”;

  地球与空间科学系陈晓非、张振国科研团队参与合作的项目“非线性地震模拟”获国际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最高奖“戈登·贝尔”奖;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清参与的“流域水环境重金属污染风险防控理论技术与应用”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生物医学工程系讲席教授蒋兴宇获前沿交叉领域“科学探索奖”;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刘玮书荣获能源环保领域“科学探索奖”;

  物理系教授张立源获前沿交叉领域“科学探索奖”。

  建成、筹建一批高水平科研平台

  2017年12月,依托南方科技大学建设和管理,深圳格拉布斯研究院成立;

  2018年,筹建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该研究院为深圳市十大基础研究机构之一;

  2018年4月,筹建国家环境保护流域地表水—地下水污染综合防治重点实验室,为南科大首个部级重点实验室;

  2019年2月,南方科技大学杰曼诺夫数学中心揭牌;

  2019年12月,能量转换与存储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获批立项;

  2020年2月,由南方科技大学牵头共建的深圳应用数学中心建设方案获得国家科技部正式批准,成为深圳第一个国家级数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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