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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权下放20年本科专业需要更多“原生林”

发表日期:2020年04月15日 发布部门:《中国科学报》

    自2001年至今,我国的专业设置自主权下放已经持续了20年,但尚未形成一个良好的专业“生态”。其中,既有高校本身办学自主权发挥不够的原因,也有目前某些制度不完善的问题。

    基于此,我们需要重新理解“专业”的内涵,同时加大包括专业评估等在内的制度建设。高校自身也要发挥主动性,提炼专业特色,最终才能形成稳定、健康的专业“生态圈”。

    不久前,教育部公布了2019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本年度各高校新增备案专业1672个、审批专业181个,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47个,撤销专业367个。

    在此前本科专业目录的基础上,教育部增补了一批近年来批准增设的目录外新专业,使得新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版)》中,高校可供选择的本科专业超过了700个。与此同时,一大批本科专业也面临着被裁撤的命运。

    高校本科专业的设置、调整与消亡,像极了自然界的生态变迁。如今,这个 “生态圈”的健康状况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

    围绕“专业设置权”的博弈

    对于高校的专业“生态”而言,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便是处于“生态圈”中的各专业究竟应该由谁来设置,即所谓“专业设置权”问题。这方面,高校与政府相关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李峻曾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专业调控的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后的头十年,国家对于高校专业设置进行严格控制,统一设定;上世纪90年代,高校专业设置权开始得到重视,相关部门权力逐步式微,而专家权受到重视;本世纪初至今,相关部门控制权与高校自主权产生博弈,自主权逐渐下放。

    如今,自主权下放已经成为高校专业设置问题上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从时间上看,我国在国家层面对于高校专业自主权下放产生“实际动作”是在本世纪初。2001年,教育部在《关于做好高等普通学校本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自主权”,并在次年选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7所高校进行试点改革,允许其以备案制的形式,自主设置本科专业。

    如果以此为起点,截至目前,我国高校专业的自主权下放已整整持续了20年。

          2012年,教育部在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进一步下放了专业设置自主权,规定只有设置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及尚未列入《专业目录》的新专业,才需经教育部审批,其余专业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这也成为近十年来我国高校专业自主权下放的重要事件。

    也正是在这一年,杨颉成为了上海交通大学规划发展处处长。直到2018年调任其他岗位前,他一直都在和专业以及学科打交道。在他看来,“近20年来,相关部门在这方面的放权力度还是相当大的”。

    “从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这是一次重大的进步。”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杨颉表示,在原有的审批制下,高校设立专业必须经历繁琐的审批手续,备案制则相当于从“过程监督”变为“结果监督”,这给高校设立专业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事实上,就在《规定》下发后的第二年,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大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仅2012年度国内高校新增的2670个专业点中,备案专业(即无需申报审批)的专业点就达到2610个,占新增专业点的97.8%;经专家委员会审议、教育部审批同意设置的专业点仅有60个。“几个数字就能折射出高校设置专业自主权的扩大。”

    然而,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公众对于高校专业自主权的下放也非完全满意,呼吁教育部继续放权之声并不罕见,但这方面教育主管部门的后续动作似乎不多,这又是为什么呢?

     未形成的“闭环”

    从2013年起,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饶燕婷所在的课题组便一直和教育部相关部门合作,进行专业学科调整方面的系列课题研究。受访时她表示,与国外相比,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在专业设置问题上的管控力度确实更大一些,但这是有客观历史原因的。

    “从性质上说,我国高校主体是公立高校,其经费来源以政府拨款为主,这在客观上造成了高校办学自主权发挥不够。”饶燕婷表示,长期形成的惯性和依赖性,导致很多高校的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接轨不够紧密,缺乏对劳动力市场的准确把握。

    据她了解,下放专业设置自主权一直是政府层面在考虑的事情。“有人说政府不舍得放权,其实并非如此。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下放后如何有效监管,至少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机制。”

    事实上,在政府进行一定的放权后,高校中的确出现过类似于“一窝蜂”设置专业的情况。比如,根据教育部2015年的数据,该年度有61所高校均在一年内申报设立了7个以上的新专业。其中,黑龙江科技大学竟然在一年内新设立56个本科专业,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合肥学院等7所高校也都申请新增10个以上本科专业。

    对此,东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王兴伟在受访时直言,与学科建设相比,专业设置有其自身特点——相较之下,学科建设更具有一定程度的“明星效应”,“某位学术‘大咖’的加盟有时就可以带动一个学科的发展”,但专业建设更侧重人才培养,因此也更强调专业队伍的建设。“课是一门门上的,不可能一位老师把所有课程都讲了。”换言之,专业设置必须考虑学校的软硬件整体水平。

    除了考虑自身水平外,在设置专业时,高校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必要因素便是社会需求。但正如前文所说,目前国内高校,尤其是公办高校在这方面缺乏敏感性。

    多年以前,时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就曾直言高校在这方面“缺少一个闭环”。

    “从某些角度说,高校人才培养类似于工厂生产产品,产品好用与否、用户反馈的优劣,必须与企业生死存亡紧密联系。”王树国表示,理想状态下,高校通过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将毕业生送入社会,社会对于毕业生的反馈,又为高校调整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提供参考,从而形成相互影响的“闭环”。

    受访时,王兴伟也表示,高校需要从筹划设置专业的第一天起,就实时注重就业、人力资源、市场需求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进行必要调整。“专业不是设置了就万事大吉了,毕竟经济社会环境在不断发展变化,高校专业设立与否,应该与此同步。”

    然而,现实是高校很少能够根据社会反馈调整专业设置。换言之,这个“闭环”目前是开的。正如王树国所说,“在现行体制下,我们只求将产品‘卖’出去,至于我们的‘产品’是物尽其用还是成为摆设,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这种现象必须得到扭转”。

    “人工林”与“原生林”

    决定当前高校专业生态的重要条件,除了外部的社会及市场因素外,还包括高等教育内部的某些机制问题。

    比如,虽然由审批制改为了备案制,但高校设置专业的最重要依据,依然是由教育主管部门设置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性文件之一,除少数目录外专业,高校的专业设置依然只能在目录中进行挑选。

     “从管理的角度说,这种做法很规范,也有利于主管部门的管理。”杨颉表示,如果整体的学科专业体系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或者发展速度不快,这种方式是有其优势的。

    然而,现实是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近年来很多行业正在发生巨变。“当很多知识产生时,我们发现原有的体系是不能囊括的。”杨颉说,比如作为新技术业态的代表,人工智能在当今的经济社会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但高校此前并不能将其作为单独的知识体系进行分类,原因就在于原有的专业目录中,并没有“人工智能”专业。

    事实上,直到此次教育部调整本科专业目录,“人工智能”才作为独立的专业被纳入其中。随即,国内约180所高校在第一时间新增了该专业,足见此前高校对于设置“人工智能”专业的急切。

    反观国外,美国高校最早进行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是在上世纪60年代。是时,人工智能的概念刚刚兴起。“国外高校觉得可以设置,便开始行动了,而我们要等到相关部门觉得需要设置时才能设置。”杨颉说。

    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国内外对于“专业”的理解存在差异。

    此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曾撰文,对“专业”的内涵进行探讨。在他看来,“专业”的概念在我国带有很强的实体意味。这来源于专业背后的三大类实体存在——由同一专业学生所组成的班集体、教师组织,以及与教师组织相连的经费、教室、仪器设备等。

    “高校本科教学一般按专业划分和组织,学生入学后就进入某专业学习。专业合并或调整时,专业背后的三大类实体存在也都要合并调整,此项工作常由于牵涉各方利益而难以推进。”卢晓东说。

    然而,在国外高校,“专业”的概念却并非如此。

     “在英语中,‘Major’一词可直译为‘专业’,也可译为‘主修’。它仅指一系列有一定逻辑关系的课程组织。”卢晓东说,这其实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一个培训计划或课程体系。学生修完该系列的课程,就被认为具有一定的知识素养和技能,也就成为这一“Major”的毕业生。

    正因为“专业”在西方高校仅仅是“一组课程”,于是便有了极强的灵活性。高校不但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灵活设立专业,甚至普通学生都可以设立专业。

    卢晓东介绍,在美国的一些高校,这种“个人专业”的课程组合方式由学生提出,教师审批并提供专门指导。如果学生从现有专业中找不到完全符合自身兴趣的专业,便可以从课程中选择,形成特定的课程计划,经审核后开始学习,完成计划后,便可被授予特别专业的本科学位。

    “简单地说,国内的专业设置是自上而下的,先有专业,再在规定的框架下进行课程体系建设;而国外一些高校的专业设置则是自下而上的,先有课程,再通过课程组合形成专业。”杨颉说,打个生态学的比方,国内的专业像是一片人工林,种植之前便已经有了计划,树林整整齐齐,但缺乏活力,更缺乏发展空间;国外的专业则像是一片原生林,看似混乱,杂草、灌木丛生,却在混乱中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专业评估”不健全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高校专业看似“野蛮生长”,却没有出现大量劣质专业。饶燕婷表示,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拥有健全的市场竞争机制,除此之外,也包括政府对宏观管理的加强。

    依然以美国为例,据饶燕婷介绍,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各州便开始出现州级层面的专业评估,到上世纪90年代,大部分州都制定了州级层面的专业评估政策。这些专业评估对州政府加强对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专业评估分为校内评估和校外评估,其中校外评估主要包括州政府组织和委托的评估,以及专业认证机构的评估。“美国各州的专业设置程序中,基本都包含了外部评估的环节,一些州甚至要求高校递交新专业申报书之前,就请其他州内院校对其进行评审。在专业调整时,政府、高校也要应用专业评估的数据和结果来进行决策。”饶燕婷说。

    从2013年起,饶燕婷便一直在关注国内的专业结构调整和专业评估体系建设。在采访中她直言,直到现在,我们的“专业评估”依然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专业评估’基本上约等于‘专业质量认证’。”她表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除了质量问题之外,结构问题也很突出。尤其是专业结构不合理,直接导致毕业生结构性失业问题凸显。专业评估作为有效的管理工具,不仅可以用于保障专业教育质量,也可以用于专业结构调整。然而,目前国内各类专业评估主要发挥确保专业教育质量“底线”的作用,缺少对专业与产业发展、劳动力市场需求、区域布点情况等的考察,评估结果不利于高校的专业设置与调整。

    “专业质量当然也很重要,但如果没有合理的结构布局,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级各类人才的需求,在倡导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今天,质量将成为一纸空谈。”饶燕婷说。

    事实上,我国开展专业评估的时间并不晚,1985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就已经在高等工程教育领域进行了评估试点。但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国家大力推行院校评估,延缓了专业评估工作。近年来,这方面工作虽然又逐渐被重视起来,但更多集中在地方层面。据统计,目前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市开展了本科专业评估试点工作。

    “省级范畴的专业评估目前几乎也都存在以质量把控为主,缺乏区域间统筹调节的问题。”饶燕婷表示,一所高校的专业设置不仅与其本身学科特点和办学方向息息相关,也要考虑高校驻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区域内高校的同类专业布点情况。高校受自身条件制约,在专业设置和调整时,很难获取这方面的信息。这就需要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开展以社会需求和结构调整为导向的专业评估,为高校做好专业设置与调整工作提供信息服务。

    然而,目前我国的专业评估体系尚不健全,对专业设置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切性关注不足。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由于教学质量数据相对容易采集,而经济产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数据较难获取。这既有统计口径的问题,也有信息公开的问题。”饶燕婷说,这些都是制约高校科学设置、调整专业的因素,也是专业设置自主权要想“放得下,接得住”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建立健全专业评估体系,是我国目前专业结构调整急需的。”

    特色决定成败

    相较于设立一个专业,淘汰一个专业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随着近年来各高校对于专业质量重视度的提升,低质量专业的淘汰率在大幅度增加。根据此次教育部公布的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2019年度各高校撤销专业数量达到了367个。2018年度,这一数字甚至达到了416个,是2014年高校专业淘汰数的6.2倍。

    然而,由于专业的存废直接关系到本专业学生的切实利益,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专业应被淘汰呢?

    在专业淘汰的各项“指标”中,最引人注目的指标便是“就业率”。事实上,这也是很多高校在评价某专业时,最喜欢参考的一个指标。

    比如,作为我国最早开展专业“红黄牌”预警机制的高校之一,昆明理工大学最初的政策便是根据专业第一志愿率和初次就业率进行综合排序,对排名靠后的专业黄牌预警,连续两年被黄牌警告的专业即为红牌,停止招生。

    然而在2017年,该校对“红黄牌”评价体系进行了大幅度调整,相关指标由原来的3个扩展为15个,包括专业志愿、教学条件、教学改革、学习效果等一系列内容。

    对此,杨颉坦言,体现某专业“生命力”衰竭的指标本身就应该是多方面的,简单的就业率并不足以代表全部。“比如,对于理工类专业而言,长期的科研能力下降可能更能代表一个专业的没落。”他说,这里所指的科研能力并不仅是论文发表数量,而是在长时间内,任何项目都拿不到,甚至横向课题也没有,这就意味着该专业对应市场需求的能力在减弱。

    受访时,王兴伟也表示,相较于就业率,高校更应该关注的是一个专业能否办出自己的特色,毕竟有些专业不是仅凭就业率就体现其价值的,“比如哲学类专业”,但追求特色应是绝大多数高校专业都需要做的一件事。

    “无论是独特的培养方向还是与其他专业的互动联合,一个专业能否在符合学校办学定位的大前提下,办出属于自身的特色和亮点,是决定其可否在激烈竞争中立足的关键。”王兴伟说,当一个专业已经泯然于众人时,其存在的价值也就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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